曾被誉为“民办高中第一”的深圳厚德书院在7月12号关闭。被厚德停办影响的家庭大多数都是中产，家长们于上世纪90年代来到深圳这个充满活力、自由的特区，“吃到时代红利后定居”。一方面，他们被看作可能是全国“最不卷”的家长，反对衡水模式那种极度严苛、压抑的管理方式，不希望用健康和快乐换取成绩。另一方面，这些家长很少愿意接受孩子进入职高或专科院校。民办高中承托了这群中产家长新的需求，但它的脆弱性也让这种教育追求充满不确定。

　　“学校倒闭了”

　　又开始了。

　　教室窗外传来一阵阵手持扩音大喇叭声，声音有点模糊，似远又近，不断重复：“厚德书院，还我欠款。厚德书院，还我欠款。”奥莉坐在教室，假装听不到这种声音，把注意力拉回到讲台上的老师身上。

　　奥莉是深圳市民办高中厚德书院文科“强基班”的学生，六月中旬，正处于高二末期，但这个“尾巴时间”，她过得并不安稳。大概从高考过后，校门口每隔几天就有人放喇叭喊话，或是举着牌子，或是拉一条红色横幅，内容都是一样――催债。有时放学，奥莉和同学走出校门口、到马路对面的宿舍楼去，还能看到警察在维护状况。她说自己熟悉窗外的“喇叭喊话”，甚至有点习惯。她会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教室，但教室内，一些老师也跟学生提起，今年5月开始，老师们的工资就没发了。

厚德书院门口拉横幅（受访者供图）

　　奥莉没法把四处存在的催债声，与两年前她刚入校的厚德书院建立联系。2022年夏，奥莉中考前填了十多所志愿高中，大多是公立高中。但中考成绩出来后，她考了500分出头，因为不是深圳户口，很多公立高中的分数线要比深户学生高十几到二三十分，奥莉滑档到了私立的厚德书院。

　　虽然是“滑档”的结果，但当时厚德书院在民办普高中算是“明星学校”。它创办于2016年，拥有高考和出国两套教学机制，尤其在高考方向表现突出。按照厚德书院的宣传，2019到2021年，厚德书院高考生的重点本科率，连续三年位于全市民办高中第一，被深圳市教育局评定为“2020年度深圳市优质特色民办学校”。

　　高中两年，奥莉在厚德书院还算适应，她交到几个好朋友，也喜欢大部分老师，觉得师生关系亲近。但如果非要回想学校面临的债务危机，也不是无迹可寻。比如2023年初有段时间，宿舍内的独立卫浴没有热水，无法洗澡，后来有了热水，水温要么很烫、要么很凉。深圳冬天降温时，宿舍需要开空调，但去年冬天有段时间，宿舍内禁止开空调，有学生冷得睡不着觉。奥莉还听说有的班级老师流动率特别大，几个月就换了三四个班主任。2023年夏末，新学期开始，学校老师极力推荐家长一次性交完剩余高中学年学费，会有几千块优惠。相当一部分家长提前交了一学期或两年学费，五万到二十多万不等。

　　到了今年，有关厚德书院债务危机、办学状况的传言越来越多。先是4月，社交媒体上有人爆料厚德书院欠债，最大投资人黄小羽及其公司涉及执行金额达7亿多元。5月21日，深圳市教育局公布《深圳市2024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表》，厚德书院没出现在名单上。一天后，厚德书院连发几条声明，称债权问题达成和解，并否认未获得招生名额，“学校正等待教育局的回复，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学校厂地出租方发布告知函（受访者供图）

　　绝大部分家长、在校学生，包括奥莉，他们相信学校的声明，以为学校就像银行、医院一样，是个稳定的存在。尽管有学生周末放假回家，告诉家长校门口的催债行为，但厚德这时期仍在努力做招生宣传、6月还对外招收复读生。直到6月28日，厚德书院门口贴了一张告知函，告知函上，学校厂地出租方深圳市博金汇通实业有限公司，要求厚德书院支付拖欠租金1000多万，并返还租赁场地。之后几天，学校小卖部、食堂、宿舍楼的相关负责人也来催债。7月初，又有消息传出，厚德书院今年不是中考生的第一批次招生校，意味着新学年只能招收第二批次学生，分数低、数量少，或许是停办的前兆。

　　“我们家长到7月3号才集中起来，有人去学校找管理层，有人去信访，询问厚德实际情况。这时候已经找不到了，校长都跑了，办公室都空了。”一位高一学生的家长告诉本刊，那几天正是高一高二年级期末考，“我们担心有催债的人伤害孩子，立马让他打车回家，不要待在学校。”

出租方要求限期搬离（受访者供图）

　　跟家长一样，厚德书院内的不少老师也是7月初才确切知道学校即将倒闭。一位老师告诉本刊，7月4日，教育局有十多人进校驻扎、维护秩序。“教育局的人说我们老板跑路了，公安局正在查，要我们老师守住最后几天，帮助学生完成期末考，谁也不许出乱子。”100多名教师和800多名学生完成各自最后的工作、考试。7月12日，厚德书院的大门关闭了。

　　国际教育起家的厚德

　　7月底，厚德书院关闭半个多月后，校门口安静了很多。一排排红色塑料大挡板围住大门，学校正中间的行政楼上，原本竖着几个红色大字牌：走进厚德书院，成就美好人生。现在“厚德”两个字掉落，只剩下字框。一路之隔的对面宿舍楼也静悄悄的，围墙外贴着一家公司的告示，称厚德书院严重违反租赁合同。两只精瘦的虎斑流浪猫从围墙栅栏中探出身，冲人哀嚎。同行的厚德前教师说，这些猫原本由学生们投喂，不愁吃喝，现在也成了学校倒闭的受害方。

　　本刊记者在深圳见到几位从2016年厚德书院初创时就关注、或在此工作的老师，所有人都想不到，8年时间，厚德从民办高中新势力成为如今的模样。

李晓洁摄

　　嘉明曾是厚德书院初创时期的老师，他告诉本刊，2016年厚德书院创校时，曾致力于做一所国际教育高中。当年，一个专门做出国留学的机构“佳桥教育”，与深圳本土k12教培机构“邦德教育”合作出资，集结了深圳中学（深圳常年排名第一的公立高中）国际部的外籍副校长何道明（Donald Holder），十几名前深中教师，计划办一所“深圳邦德佳桥中学”，只是“学校还没开始正式招生，邦德跟佳桥就因种种问题分道扬镳”，最后学校改名为厚德书院，实际控制人、也是唯一的投资人，是邦德教育创始人黄小羽。

　　厚德初创时，正是深圳国际教育资本与市场狂热的时代。大白是“深圳市三只小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近十年来专注做深圳国际学校择校。她告诉本刊，2015年，深圳国际教育就开始有大量资本进入、迅速发展。这一年，比较出名的有万科地产在深圳投资了万科梅沙书院，移民机构瑞德福办了瑞德福学校，美国basis集团与中国爱圣教育集团合作创办贝赛思。“这些都是到现在都很有实力的国际学校。“大白说，这种投资热与多种因素相关，核心是2013年后，国家教育部对公立高中的国际部采取收紧政策，深圳采取最严格的“剥离”方式，两年后，只剩下4所公办高中保留国际部。而另一方面，深圳经济发达，人口多、考生多，每年大约有十三四万中考生，只有45%左右的学生能进入公立高中。剩下一部分则选择职高、民办高中、国际学校。

　　“这些都吸引资本进入深圳国际教育市场，资本愿意花大钱，招来更多优秀教师。再加上深圳属于大湾区，接近香港、澳门，这几年港澳留学火热，更有利于深圳国际学校发展。”大白说，2015年深圳有国际课程的学校大概2、30所，现在已超过100所，发展速度超过国际教育同样发达的北京、上海。一些学校比如“深圳国际交流书院”，在2023《汇丰?胡润百学全球高中排行榜》中，排名全球第56名，是中国内地第一名。

随着这股热潮投资创办厚德书院之前，黄小羽另一个有名气的身份是邦德教育创始人。这是一家立足深圳本土的教培机构，巅峰时在深圳及周边城市开设一百多家分校。尽管后期新东方、学而思这类在北方起家的机构进入深圳，邦德仍能常年辅导出考入顶尖大学的学生，很受家长信任。

　　嘉明告诉本刊，靠着邦德在深圳的声誉，以及大量奖金，厚德书院初创头两年招到一些高分中考生，大约30%-40%学生都免了学费。比如第一届学生里有位中考总分排名全市第二的石琛，厚德允诺免除她国际部三年学杂费约70万元，若考入国外重点大学，还会承担她大学四年学费。三年后，石琛被美国顶尖的杜克大学录取，厚德陆续给了对方约200万学费，石琛也成为此后每一年厚德国际部的招生宣传重点。

　　头几年在厚德书院国际部读书的学生，还能记得学校当年的“阔绰”。西米是厚德书院2017级国际生，她说自己选择厚德，是因为不想走“艰苦的高考道路，受不了苦”。到了国际班，她也确实感受到一些自由。国际班学生是走班制，跟大学一样有选修、必修课，每班学生5到十几人。刚入校时每个国际部学生会发一个电脑，宿舍四人一间。每学年年末，国际部学生可以去不同国家游学，由外教带队，去印度尼西亚、法国、肯尼亚……学生只需支付机票费用，剩下都由学校承担。西米记得，当时身边很多同学都是高分进入厚德。“学习氛围很好，同学们都很有想法，”

　　“民办高中第一”

　　厚德创立初期，虽然以国际教育为重心，但学校拿的是民办高中牌照。嘉明说，当年教育局要求民办高中招收国内学生，必须学习一部分国内课程，“所以厚德还开设了高考部”，是一所双轨制学校。但在教学方式上，头两年高考部并未与国际部做出太多区分，学生上课都可以带电脑，收费也是20万一学年。嘉明说，黄小羽曾设想，厚德主要靠国际部打响名气，总学生量能维持在1000个，一年收入2亿就达到他的目标。

　　但厚德创立两年后，国际部并没按照黄小羽的设想，在招生上有很大进步，反而支出越来越多。嘉明说，第一年国际部仅招生12人，而国际部教职工40多人，一半都是外籍教师。“外教工资每月4万到8万不等，平均大概是高考部老师工资的2倍。”另外，国际部学生国内外的活动很多，每逢节假日，社团举办活动、或者暑假游学，这些支出基本都由学校承担。2017年初，厚德与一所美国私立大学巴德学院建立合作关系，可以输送厚德优秀学生提前进入巴德读大学，这项合作需要每年支付给对方近1000万人民币。但这一年国际部的招生，也仅仅是六十多人。

　管理也是个难题。“国际部这边外教多，欧美人居多。老师早上九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平时不加班周末不工作，也不帮助招生，一到寒暑假就联系不到人。”嘉明说，这不仅加大管理难度，也让高考部老师心有不满。头两年，厚德书院教职工把教师分为四等人――第一等人是外籍教师；二等人是从深圳中学过来的教师；三等人是从邦德教育过来的少数中青年教师；四等人是面向社会招聘的老师。

　　国际部发展不温不火，按照相似方式管理的高考部也出了问题。嘉明记得，头两年高考部招生人数与国际部基本持平，但高考部家长非常不满。他们认为学校管理过于西式化。不利于高考升学，学业被耽误了。他们期待的，是一条接近于传统公立高中的升学道路，因此不少家长去邦德教育的总部办公室闹，控诉厚德是“养老院”。

　　各种因素下，黄小羽在2018年4月，找到邦德教育高中部总负责人田辉，调到厚德担任高考学部校长，其任务是“拯救高考部”，田辉带了30多个邦德的年轻骨干教师去到厚德。当时何道明为学校的执行校长，主管国际部。

　　进入厚德时，田辉只有33岁，是一个很有冲劲儿、感染力的领导者。对外公开的照片总梳着整齐的分头，西装革履。在厚德书院官方平台上，能看到校庆或元旦晚会上，田辉拿着话筒上台唱歌的视频；田辉在校门口迎接学生和家长、问候的视频。有段时间，田辉还会开小班课，不定期给学生辅导数学。一位学生告诉本刊，不少学生都喜欢“田辉校长”，“他没有很大的架子，没有距离感，让人觉得很好接近，很亲切。”

　在学校管理上，田辉也获得不少教师认可。孙恒是2018年从邦德进入厚德的教师之一，他记得田辉在意教师的活力，在意公平，不希望校内分什么派别。田辉上任后，很快改革了工资制度，高考部教师由原先的定薪改为底薪加课时费提成，只要老师愿意多投入精力在学生身上，月工资不低于创校时过来的老教师。

　　更重要的一步，是厚德高考部2018年暑假开始招复读生，这让厚德成为深圳最早一批招收复读生的民办高中。事实证明，这批学生后来升学率也很高，第二年就有其他民办学校模仿厚德招收复读生。之后，田辉调整高考部学费，直接砍下一半，一学期学费由10万变为49000元，更接近深圳民办普高的学费，以此吸引更多学生入校。

　　2019年，是厚德第一届学生出成绩的一年。根据厚德招生处的宣传，这一年高考本科率为83%，重本率为61%，重本率是民办高中第一，田辉由高考部校长升为执行校长。此后两年，厚德连续蝉联民办高中重本率第一。高升学率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招生量。孙恒告诉本刊，2019年招生季，厚德高考部新生200人，2020年380人，2021年560人，2022年秋，厚德学生总数达到顶峰，大约1900人。期间，学校将宿舍改为6-8人一间，还在校外租了两栋宿舍楼、一间新食堂。招生数量变多，也让厚德开始盈利。孙恒说，2019年9月厚德收支平衡，2020年有利润。“根本不愁招生，400个高考部新生指标很快就招满了。对于一所校园面积不大、刚创立几年的民办高中来说，这个招生量在深圳也是头部”。

但那几年，国际部招生一直在40人左右，没有起色。一位国际部教师告诉本刊，深圳的国际化高中竞争很大，学校越来越多，除了几个头部国际高中，其他都在抢生源。厚德校园面积不大，公共设施不多，连操场也没有，更难招到国际生。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很多外教在国外，干脆不再回到厚德。这年7月，国际部校长何道明辞职。

　　高考部则在田辉等人的努力下，进入一个稳定上升的时期，给了厚德教职工们很多奔头。一位厚德前教师告诉本刊，每年元旦，厚德200多名教职工会聚在一起吃年饭。2022年1月1号的晚宴，田辉告诉老师们，厚德书院准备扩张，在宝安区核心的沙井地带建一所分校，招收更多学生。那晚，黄小羽少见地出现了，一改很少公开发言的形象，激动地对着全体老师喊：“我们厚德书院，一定是深圳的number one！”

　　隐患到停办

　　“什么样的学校能够始终在激烈的存量市场屹立不倒？首先要看投资人，他们是一所学校幕后的真正老板，掌握着‘生杀大权’。其次是校长。最顶尖的学校一定是分工明确，校长干校长的事，老板干老板的事。比如老板负责下达KPI，校长去负责执行。最后才是老师。”国际教育平台顶思的创始人Ivan，曾撰文总结一所民办学校的成功因素。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老师也同意投资人的重要性，而在他们看来，厚德书院后期最不稳定的，就是投资人黄小羽。

学校现被围栏封闭（李晓洁摄）

　　黄小羽曾接受商业类自媒体采访，说上世纪改革开放后，他随做生意的潮汕父母来到深圳，2001毕业于广东财经大学。毕业后，他在《深圳晚报》登了一个家教广告，这成为邦德教育的起点。之后十多年，邦德教育飞速发展，一位邦德的教学年级主任告诉我，深圳的教培领域里流传一句话，“给孩子上课的老师要么是邦德老师，要么就是邦德离职的老师。”2015年5月，黄小羽还成为深圳市人大代表。

　　由教育起家的黄小羽，开始涉足影视、服装、投资等领域。根据信息，黄小羽与海澜之家(5.850, 0.12, 2.09%)、乐视都有投资关系。乐视影业股东名单中有一个北京锦阳资产管理中心，这是一家明星资本公司，股东包括影视明星刘涛、秦岚、贾乃亮、马苏、霍思燕等人，但实际控制人是最大的股东黄小羽。2017年，邦德教育集团完成了Pre-IPO轮融资，估值超过45亿元。当年的新闻中，乐视控股投融资总监在这一年加盟邦德教育，担任董秘兼资本运营副总裁职位，将帮助邦德教育上市。

　　那些年，邦德看起来蒸蒸日上，与邦德深度捆绑的厚德也能获得不少帮助――资金、教师，甚至生源。不少学生告诉本刊，许多在邦德补习的学生都被推荐去厚德书院读高中，分数高的学生可以享受学费优惠。每年中考后，邦德有专门针对准高一新生的提前培训课，两周的住校培训课就在厚德进行。

　但这种捆绑关系有时十分脆弱，当一方遭遇变故、投资人资金不稳定时，另一方也会受影响。

　　孙恒第一次感觉到黄小羽的不稳定，是在2021年暑期的招生季。“之前黄小羽基本不来学校，也不插手管理，2021年，他忽然要求我们尽量多招学生。”孙恒说，教育局会根据一所学校的片区面积、生均面积、办学质量等因素划分招生量，厚德除国际部、复读生外，固定一年招生400人，多招收的学生就没有学籍，无法参加深圳高考。孙恒告诉本刊，招生老师、田辉曾力劝黄小羽不要违规招生，认为这有欺骗学生、家长的嫌疑。但黄小羽极为强硬，“他说超出指标的学生学籍后续全由他负责，可能还是商业思维主导，想尽可能多招生多赚钱。”最后，2021年招生超出指标160人，直到后来孙恒离职，还有20多个学生学籍没有解决。

　　也是在2021年，孙恒和厚德管理层察觉黄小羽个人有债务问题。黄小羽曾跟不止一位管理层说到自己欠别人钱，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管理层记得，黄小羽说过“我必须多招学生，不然就死翘翘了。我前面是悬崖，后面是老虎，你说我这个时候该踩油门还是刹车，你教教我？”

　　当时，管理层以为黄小羽欠债应该不多。虽然邦德教育遭遇了前一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转为线上授课，会损失一些分校租金，但不至于伤筋动骨。“我是做教培出身，知道教培、学校都是先收钱、再上课，99%的家长都会按时交学费，给老师的工资又远远低于从家长那收来的钱。所以不认为邦德受疫情太多影响。”孙恒说，2021年双减确实影响了全国的k12培训业务，也是双减前后，黄小羽要求厚德违规招生，同时给邦德教师降薪。但孙恒很疑惑，“双减是约束补课时间，比如周一到周五不能补习，周末补习时间变少，但企业可以减规模，少些利润，不至于给老师大幅降薪，跟老师起冲突。”

孙恒说，厚德上升期时，每年利润在1亿左右，他曾以为这能慢慢帮黄小羽度过债务危机，2021年的违规招生不会再发生。但到了2022年暑假，邦德关闭了深圳4、50家机构，交不起邦德总部大楼的租金，还欠了绝大部分老师薪水，不断被仲裁，孙恒才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这一年暑假，黄小羽带领一群邦德老员工进入厚德不同的办公室，直接免去原先招生老师任务，继续违规招学生，田辉和其他管理层相当于被架空。孙恒2022年底离职前才从更接近黄小羽的同事那知道，黄小羽早年热心于投资，2015年深圳股灾让他损失惨重。后来与海澜之家的股权转让，邦德损失7000多万；与乐视的投资关系，在乐视老板贾跃亭逃向海外后受挫。或许还有其他外人不知的金钱来往，邦德一位财务总监曾无意中透露，到2022年底，黄小羽总欠债大约9亿，每年还款利息达几千万。

　　这时期，债务累累的黄小羽跟厚德书院的关系，就像风筝尾巴上的铁块，拉着学校往下坠。2022年底，第二任校长田辉意识到自己在财务上完全无法约束黄小羽，提出辞职。第三任校长田华，是黄小羽创立邦德时的初代员工，同时也是厚德书院法人。此后几个月，陆续有5、60名优秀教职工辞职。一些学生到了新学期，直接换了批新老师。

一些管理层之下的教师，也多少察觉到学校的混乱。国际部负责升学的一位老师对黄小羽的印象是“土老板”，她说2021年招生季，黄小羽开始找学校女老师去陪教育局工作人员，或者重点中学校长吃饭，“说是为了多招生，招到高分学生。”国际部的招生，以往会有最低分，或开学考试，不通过无法进入。2021年开始，这些原则也消失了。后来，黄小羽要求国际部老师给学生们打最好的成绩，方便之后升学。

　　另一位高考部老师说，过去每年9月是教师的涨薪节点，2022年起绝大多数教师不再涨薪。2023年秋新学年，厚德极力劝说学生家长提前交学费、将学生餐费从自由消费改为一次性固定收齐，还签协议承诺高分学子三年后高考一定能上重点本科，否则退还学费，“好像就是为了圈钱”。今年，节假日给教师的福利也少了，“往年还有糯米糍荔枝，今年直接拿着个礼品盒子摆拍，又放回去。”

　　无助的家长和学生

　　除了学校内部员工的感知，一所民办高中出了问题，外部监督如何起作用？

　　“有时并不是那么及时”。孙恒告诉本刊，民办高中每年都要接受教育局的年检、财务审批，每月还有教育督导。另外，学校内常年会有一个负责党建的岗位，是由教育局派驻的工作人员在任。这些监督中，财务审批最重要，“但是财务审批有问题，不可能立马让学校停办，大多是责令学校在一段时间内整改到规范数值内。”

　　今年初，深圳龙华区教育局官网公开了厚德书院2023年的审计报告。报告提到，厚德书院2023年收入约1.1亿元，年度净收益为-1631万元。这份审计报告没有对厚德学院提出任何风险质疑，只是建议学校在费用报销尽量取得有效原始单据。半年多后，这个摇摇晃晃晃的风筝坠落了，受影响最大的，是800多名高一、高二学生和他们的家长。

树子今年40出头。她的儿子在厚德读高一。上世纪末，树子从外省来到深圳，认识在科技领域工作的丈夫，之后定居，获得深圳户口。过去十多年，为了儿子入学，他们买了三套房――幼儿园附近一套房、优质公立小学附近的一套学区房，还有一所私立初中附近一套商品房。去年儿子填报志愿滑档后，她选择厚德书院，每学期5.9万学费，而不是去末流公立高中读书。她告诉我，儿子小学和初中都略微封闭自己，她担心儿子在最末流公立高中不被重视，还不能随意换班级，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她和丈夫看中厚德的“小班化教学”，以及高考部学生随时自由转入国际部的设定，“孩子有更多空间”。

　　跟树子一样，这次被厚德停办影响的家庭，大多数都是中产。根据厚德老师孙恒多年教学、管理的观察，这些家长90年代来到深圳这个充满活力、自由的特区，做生意、进公司，结婚生子，“吃到时代红利后定居”。一方面，他们被看作可能是全国“最不卷”的家长，他们反对衡水模式那种极度严苛、压抑的管理方式，不希望用健康和快乐换取成绩，所以深圳至今无法铺开衡水模式的民办高中。另一方面，这些家长很少同意孩子进入职高或专科院校。“就算是三本，也是个本科，以后至少能考公务员，找工作也方便。”一位家长这样跟我说。所以民办高中承托了这群中产家长略显矛盾的需求，尽量保证让这群学生进入本科，或者走向国际院校。

　　只是民办学校的办学处境，近几年也逐渐收紧。先是义务教育阶段办校，2019年开始“公民同招”政策出台，不允许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提前“掐尖”招生。2021年，各省教育厅明确提出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这种收紧的趋势蔓延到民办高中，各地教育部门要求民办高中只能在本省本区域内招生，招生条件必须与公办学校保持一致，不许拔尖，不许宣传高分生入校奖励等。孙恒对此也有感受，他发现近两年，教育部门针对新的民办高中审批更严，“过去可能是先审批通过新学校，再补足问题，现在反过来了。”今年暑期，除了厚德书院外，深圳还有5所民办普通高中不在2024年的第一批划线录取学校名单内，这些学校都将面临一定程度的经营危机。

7月中旬，厚德书院确认停办后，深圳市教育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高一、高二全体学生和部分老师转移到一所新建民办高中“中荟高级中学”。这是一所7月23日刚刚有注册信息的新学校，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占地面积比厚德书院大很多，校内宿舍还有新搬进床铺的木头味儿，一些走廊上还堆着空纸箱子，看起来一股急匆匆的模样。

　　树子和很多高一学生家长不愿去中荟，对中荟有许多“怀疑”。他们建了各种群聊，相约一起信访，很快群就被封锁。在新的群内，家长们一遍又一遍列举自己的担心：第一，不是所有厚德教师都愿意去中荟，孩子入学后要换新老师，不适应怎么办？第二，中荟以后涨学费怎么办？第三，这是一所全新的学校，没有任何教育和管理经验，怎么能保证孩子们不被耽误？第四，中荟建校的场地产权是什么性质，能不能保证不是下一个厚德？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确切答案。

但像奥莉一样，即将升入高三的学生，没时间等待这些答案，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大多数8月1号就进入中荟，“我们现在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时间紧任务重，去哪儿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