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

考古人员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14C测年（碳十四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三星堆古代气候和地理环境

三星堆祭祀区四号坑通过植物考古明确坑内灰烬主要以竹为主，另有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

玉石器及青铜器产地来源分析

成都理工大学研究团队通过相关区域示踪调查与取样鉴定，分析了大宝山矿区岩石的微量元素、稀土元素含量，研究三星堆大玉料、代表性玉石与玉料产地靶区的岩石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三星堆大玉料与彭州蛇纹石的相关性较高。并在此基础上对彭州铜矿进行调查取样与地球化学测试分析研究其与三星堆青铜器的关联性，通过微量元素示踪法表明彭州铜矿与三星堆部分青铜器关联性较大。

三星堆遗址玉石器石料来源十分广泛。三星堆遗址发现了玉石器生产加工的各类遗存，比如石器的原料、废料、坯料、成品这样的堆积呈集中分布。它的玉石器材质非常多，截至2024年10月，已经辨认的有19种，原料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三星堆西北部龙门山区。

三星堆青铜器可能存在多个铸造地

北京科技大学的陈坤龙教授提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可能来自不同的铸造地。据介绍，祭祀坑出土青铜器根据形制和风格特征，可分为本地特点非常鲜明的面具、人头像、大立人像、神树等基本不见于三星堆以外地区的非容器类器物，以及大口尊、罍和瓿等器型的青铜容器，这类器物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也有紧密联系。“三星堆容器类与非容器类青铜器残留泥芯在微观结构、化学成分等多个角度体现出的差异性，应与产地不同相关，因此三星堆青铜器可能存在多个铸造地。”陈坤龙表示。

三星堆铜器泥芯岩相特征

三星堆铜器制造工艺

上海博物院研究团队通过X-ray CT成像技术研究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12件青铜器制作工艺，并与中原同时期青铜器制作工艺作比较研究。发现三星堆与中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既有相似的共性，也有鲜明的个性。相似的共性为：1.陶范法铸造；2.金属垫片及定位泥芯撑技术；3.铸接技术。鲜明的个性为：1.盲芯中普遍存在细长的长方体木条，是三星堆独特制泥芯技术的反映；2.普遍使用了以青铜合金为焊料的铸焊技术。

三星堆先民或用黄牛和猪来“燎烧祭牲”

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发现6座祭祀坑，出土各类文物17000余件，包括金面罩、扭头跪坐铜人像、龟背形网格形器、铜面具、铜神坛、玉琮、丝绸、象牙雕刻等。古蜀三星堆人是否会使用动物进行祭祀是一个考古工作的探寻问题。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温睿发布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有机残留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结果显示，三、四、七、八号坑沉积物和陶片的脂肪酸结果显示出动物脂肪的存在，部分样品的蛋白质组学结果显示出猪、牛两种动物的存在。

温睿介绍，研究还发现三星堆祭祀坑形成前存在仪式性燎烧活动。根据有机残留物特征，三星堆先民并未把彻底燎烧成灰烬当作目的，而是进行仪式性的燎烧活动，“三星堆先民在祭祀活动中，仪式性地集中燎烧包括猪、牛等动物和铜器、金器、玉石器等器物，后将所有器物分批埋藏在祭祀坑内，其中燎烧后的动物祭牲骨骼是相对集中埋藏在其中一个坑（1号坑）中的，其他坑混入了少量骨渣及动物脂肪和蛋白的残留物。” 使用祭牲是埋藏各种器物前仪式活动的一部分，与燎烧器物、毁器、分批埋藏共同组成了埋藏前的仪式活动。

三星堆遗址发现丝织品的组织结构和织造工艺

2020年以来，三星堆的青铜蛇、青铜眼形器等数十件器物上均发现了丝绸。中国丝绸博物馆周旸发布了三星堆遗址出土丝织物组织及织造工艺阶段性研究成果，首次深入揭示了这一古代文明的丝织品组织结构和织造工艺。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研究团队确认了在三星堆遗址提取到的纤维材质为桑蚕丝的基础上，对丝织物的组织结构和织造工艺进行了详细研究。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织品中，平纹织物是最为普遍的组织结构，即绢，除此之外还观察到了绮和斜编织物。

就织造工艺而言，研究团队则提出了三种可能的织造方式：首先是原始腰机的织造方式，运用的是一种以人的身体作为机架的原始织机，具备基本的开口、引纬、打纬三种操作功能。其次是双轴织机或踏板织机的织造方式，研究团队认为当时可能已经发明了具有综框、经轴和卷轴的织机。最后是提花织机的织造方式。商代青铜器上的回纹绮和云雷纹绮可能是由专门的提花方法生产的。

“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为解读三星堆地区古代纺织技术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线索，同时也为认识古代丝绸业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周旸表示，这些发现将深刻影响人们对古代丝绸生产和文明技术的理解，为人类历史的织造技艺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三星堆象牙保护实现“零的突破”

2020年至2021年，三星堆遗址从三号祭祀坑到八号祭祀坑出土象牙400余根（残段），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质文物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中国考古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珍贵文物对揭示古蜀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渊源都有着深远的意义。而荆州文保中心副主任陈华在研讨会上提到，各项研究表明祭祀坑出土象牙强度低，保存状况差，亟须进行化学加固保护。

据介绍，由于长期的地下埋藏，特别是在地下水、可溶盐及微生物等各种不利因素的侵蚀下，造成了象牙中起主要粘接作用的有机组分的分解，及多孔状态下大量水分的灌注，处于此种状态下的象牙被称作“饱水糟朽象牙”，而它的长久稳定保存是公认的世界难题。

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人员为主力的提取团队首次提出并使用了高分子绷带代替传统石膏加固的方法，已经完成了整个四号坑出土糟朽象牙的保护提取任务。该方法也在随后的三、七、八号坑出土象牙的提取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重大成果。

此外，202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协同攻关，构建考古出土饱水糟朽象牙脱水加固保护完整技术体系，实现了考古出土饱水糟朽象牙整根完整保护“零的突破”。

焚烧实验还原祭祀场景重要数据

为了解祭祀坑形成过程、人类行为、器物功能等问题，四川大学黎海超教授带领团队开展了K6木箱焚烧实验、玉器模拟焚烧实验以及铜铃复制实验。实验初步发现木箱的焚烧效果与风向、风力关系密切，明显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木箱焚烧过程中的声音、火焰、烟雾存在视觉、听觉和嗅觉等感官冲击，焚烧行为对观众造成的感受需特别关注；玉器焚烧实验选择和田玉、独山玉和岫玉等材料，并以干竹为燃料进行焚烧。结果表明，焚烧中干竹消耗极快，且产灰量小，因祭祀坑灰烬层较厚，应是焚烧了极多的燃料，场面宏大；在燃烧全过程中，干竹子不断发出爆竹炸裂声，具有较强的听觉意义。

玉石在实际焚烧中受热所形成的变化更复杂，与实验室内马弗炉加热所形成的变化可能有一定的差异。通过复制三星堆祭祀坑铜铃，讨论铜铃的铸造技术、音乐性能、功能、组合、使用等问题。实验探索出一套运用三维扫描、3D打印等技术复制铜铃的流程，初步测音结果表明，铜铃尺寸与音色关系密切。较小的铜铃声音清脆，最大的铜铃声音似编钟。若加入更多尺寸的铜铃，或有演奏旋律的可能。

城市规划

2024年7月23日，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一系列新的考古证据表明：距今3000多年前，三星堆古城已有清晰城市规划。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面积约12平方公里，遗址的核心区域是一座古城，四周建有高大的城墙。虽然城墙部分区段在历史上已经遭到破坏，但考古学家根据对现存城墙的勘探，仍复原出城址的基本格局：三星堆古城城址面积约3.6平方公里，呈西北-东南向。该朝向与之前发现的青关山宫殿，以及2022年至2024年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高等级建筑基址和玉石器作坊基本保持一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许丹阳介绍，坑内文物的摆放方位也与整个三星堆古城的朝向基本保持一致。